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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晓东教授专访之二:童年对其研究儿童精神哲学的重要影响

作者:来源:保育与教育时间:2013-12-26点击:

   保育与教育:您曾经提到,您自己的童年对于您的儿童精神哲学研究有重要影响。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吗?

  刘晓东:我的童年缺衣少食,处于饥饿边缘,又被当时的“文革”及其教育云山雾罩地霸占着,甚至还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蒙受政治歧视。

  我出生在一个小村庄,村子的东南方向有一条河流,叫复新河。河水由东南流往东北方向,蜿蜒数里后汇入微山湖。我是随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诞生而诞生的,落地后就是人民公社的社员,成为人类最大的乌托邦实验里亿万个被试中的小小一个。我的童年生活是与“人民公社”“文化大革命”纠缠在一起的。有人将那个年代出生的人谑称为“红旗下的蛋”。我读小学时,读到作文的范文有不少是写自己“生在红旗下,长在幸福中”,学的第一句话就是“毛主席万岁”,说的第一句话也是“毛主席万岁”。

  我永远记得小学阶段对同班那些加入红小兵组织的同学的羡慕之情,以及在后来我也随另一批同学加入该组织时,内心的庄严和激动——在这所乡村小学的大会上,我们站成一排,老师在我们瘦弱的颈项上系上红领巾,随后告诉我们红领巾的三角形代表什么,红色代表什么……那样的场景真是太庄严了!对我来说,能加入红小兵组织,更是救了我的命——我能戴上红领巾,说明革命队伍没有排斥我!一个小小的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呢?当时,高级教育实施的是“推荐制”,学生想上高中的话要由贫下中农推荐。由于我祖父母、外祖父母的阶级成分高,我一个初中毕业的哥哥失去了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。我在惊恐中推断,哥哥的现在就是我的未来。然而,即便是那个年代,父母依然知道社会归根结底还是需要文化人的,知书达理对于个人是必需的,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“走后门”,让失学近一年的哥哥进入一所高中读书。可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领导认为,已经被判定为没有继续受教育权的人竟然还去读书,是错误的,同时也是劳力外流,从此扣除我家一个人的口粮。即便不扣口粮,一家人就已艰难糊口,扣了口粮就将全家推上了饥饿之路。我当时还是正在发育的小学低年级孩子,那段时间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:每天,从傍晚开始我视物模糊,这种症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;接着是耳聋,耳朵听不清说话声;同时还有一种症状,那就是原先的天籁之音每到黄昏,便开始变成模模糊糊的鬼哭,类似蒙克画作《呐喊》所表达的意象。现在想来,我那时恐怕就是在走鬼门关吧。

  就是在这个时期,老师给我系上了红领巾。尽管年幼无知,可我知道这块红领巾对一个小朋友来说比吃饱饭要重要得多!小小的红领巾当时于我是金盔金甲、红盔红甲,让我免受了一部分的政治歧视,也就免受了那些歧视对年幼心灵的伤害。

  那一天放学时,所有戴红领巾的同学都将红领巾收入书包,可我舍不得摘下来,我要让它继续飘扬在我胸前!回家的路上积雪很厚,我们一行人沿着高高的沟渠堤坝往家走。天地间白茫茫一片,远处点缀着几个残星般的村庄,寒风吹过,脖子上的红领巾瑟瑟抖动,但我感到红领巾像一团火在我胸前燃烧。我神圣地荣耀地走在满是皑皑积雪的堤坝上,冰天雪地里,我能感受到红领巾给我带来的灼热!多光荣!多幸福!与出身好的小伙伴平等的感觉真好!可是,我知道这种平等只是幻觉。向远处想,读高中大概没指望,上大学那完全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甭做那么多远虑了,近忧就在眼前:家里很快就会绝粮,今天的黄昏很快就要到来。我怕断粮,怕黄昏的到来。后来真的断粮了,于是便发生了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:早上一开门便会发现有谁放了一碗米,到厨房打开锅盖就发现有谁放了一小罐粮食……

  法布尔在文章《蝉》中说过,只要有生命便会有歌唱。连昆虫都是如此,人也概莫能外。荷尔德林、海德格尔也说过,人承负着劳苦忧患,但人是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的。

  童年是诗意的。作家莫言的童年充满坎坷,甚至有许多残酷的边缘体验,如饥饿、家暴、被批斗、被退学、孤独,但是莫言笔下的童年依然是充满诗意的。同样,我童年的生命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依然在顽强歌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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